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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 二 · 1

[法]阿尔贝·加缪2020年05月0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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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放突如其来,正当我们的同胞设法适应时,鼠疫却给城门上了岗哨,迫使驶向奥兰的船只中途改变航向。自从封城以来,没有一辆车驶入城里。而且从那天起,在大家的印象里,汽车都开始兜圈子了。站在地势高的林荫大道上眺望,也觉得港口呈现一种奇特的景象。往常那么繁忙,成为沿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猛然间萧索冷清了。接受隔离检疫的几艘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是码头上大吊车已经闲置,翻斗车都侧翻在轻便轨道上,酒桶和麻袋零散地堆着,无处不表明贸易也因鼠疫而瘫痪了。

这些非同寻常的景象即使呈现在面前,我们的同胞似乎也很难理解灾难临头了。固然有分离和恐惧这样共通的感觉,但是,大家还继续把个人的忧虑放在首位。大多数人对打破自己的习惯,或者损害自己的利益的事尤为敏感。他们对此会生气,甚至恼火,可是,这种情绪对抗不了鼠疫。譬如说,他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谴责当局。报纸刊登了这类批评(“难道不能考虑放宽一点所采取的措施吗?”),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此前,无论报社还是朗斯多克情报所,哪家也没有收到过官方关于疾病的统计数据。现在,省长每天都向情报所提供统计数据,由该所每个星期发布一次。

即使如此,也没有立即引起公众的反应。鼠疫流行第三个星期,公布死亡人数为三百零二人,确也没有让人产生什么联想。一方面,也许这些人并不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居民谁也不了解平常每个星期的死亡人数。全城有二十万居民。大家都不清楚这种死亡率是否正常。正是这种精确的数字,从来也没有人关心,尽管数字所表明的意义非常明显。也可以说,公众缺乏的是比较的基点。只有时间一长,目睹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公众舆论才能认识事实。果然,第五个星期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个星期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数字增长颇有说服力,但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大不了也是暂时现象。

正因为如此,他们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馆。总体来说,他们并不是胆小鬼,在谈话中,哀叹的时候少,开玩笑的时候多,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开朗地接受显然是暂时的不便。总算保住了体面。然而,到了月底,差不多就在那个祈祷周(下文还要谈及),我们城市的面貌则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化。先是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省长采取了限制措施。食品供应限量,汽油实行配给制。甚至还要求全市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才由陆路和空运送达奥兰。这样,行驶的车辆眼见日益减少,直到可以忽略不计了。豪华商店随时都会关门歇业,而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出了无货的告示,但是顾客照样在门前排着长队。

就这样,奥兰城换上了一副奇特的面貌。步行的人数激增,即使在低谷时间,也有许多人因商店休业或因办事处关门,而无事可干,都拥上大街,挤进咖啡馆。眼下,他们还没有失业,而是休假。譬如说,将近下午三点,奥兰天清气朗,给人一种欢庆节日的假象:全城车辆暂停通行,商店关门,以便保证群众的游行队伍畅行无阻,居民拥上街头参加狂欢。

电影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全民放假的好时机,生意十分红火。只可惜,影片在全省停止周转。两星期之后,各家影院只好交换影片放映。再过一段时间,电影院最终就反复放映同一部影片了。可是门票收入并未减少。

最后再说咖啡馆,多亏这是一座酒业贸易居首位的城市,拥有大批库存货物,咖啡馆可以敞开供应顾客。老实说,大家的酒量大增。一家咖啡馆贴出这样的广告:“葡萄美酒能灭菌。”烈性酒能预防传染病的这种思想,大家已经觉得很自然了,公众舆论现在就更加坚信不疑了。每天深夜两点,大批大批的醉鬼从咖啡馆里清出来,满街全是,他们在街头传播乐观的言论。

不过,所有这些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都异乎寻常,而且形成得那么迅疾,不容易让人视为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我们还一如既往,将个人的情感置于首位。

关闭城门两天后,里厄正从医院出来,与科塔尔不期而遇。科塔尔扬脸迎上去,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里厄祝贺他好气色。

“是啊,身体完全好了,”矮个男人说道,“请您告诉我,大夫,这该死的鼠疫,嗯!这还真开始成气候了。”

大夫承认是这样,对方颇为庆幸地说道:“这场鼠疫没什么理由现在就停止。看来全都得乱套了。”

他们俩一道走了一会儿。科塔尔讲述他那街区有家大食品杂货店,囤积了大量食品,准备卖高价,来人接这个老板要送医院时,发现他的床下堆满了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了。鼠疫嘛,可不会付钱。”科塔尔满脑子故事,有真的也有假的,无不涉及鼠疫。例如,据说有一天早晨,在市中心,一个男人显出了感染鼠疫的症状,他犯了病,胡言乱语,一头闯到街上,碰见一个女人便一把搂住,叫嚷说他患上了鼠疫。

“好哇,”科塔尔指出,他那亲热的语调同他讲的事实很不协调,“可以肯定,我们全都得发疯啦!”

当天下午,约瑟夫·格朗也同样,最终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看到摆在写字台上的里厄太太的照片,又瞧了瞧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去了外地治病。“从一定意义上讲,”格朗说道,“这也是一种运气。”大夫回应说,这当然是一种运气,但愿他妻子能够康复。

“嗯!”格朗说道,“我理解。”

自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是头一次听到他侃侃而谈。他尽管仍然考虑用词,但几乎总能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的话好像他早已深思熟虑。

他年纪轻轻,就同一个穷苦的邻家姑娘结了婚。他为了结婚,甚至辍了学,找了一份工作。无论雅娜还是格朗,都从未走出他们的街区。他到家里去看她,而雅娜的父母有点笑话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笨拙的求婚者。雅娜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窗口的一个角落,两只大手掌平放在大腿上,若有所思地观望街上的人来车往。母亲总在忙家务活,雅娜当帮手。雅娜身形那么瘦小,格朗看见她穿行马路时,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来往车辆在他看来都大得要命。有一天,在一家圣诞节礼品店前,雅娜望着橱窗艳羡不已,身子朝他往后一仰,说道:“真好看呀!”格朗握住她的手腕。他们俩就这样私订了终身。

这个故事后来的情况,据格朗说就很简单了。跟所有人一样:二人结了婚,还有点相爱。格朗有了工作,工作特别忙,也就把爱情置于脑后。雅娜也得干活,因为办公室主任并没有履行诺言。讲到这里,必须有点想象力,才能明白格朗所讲的意思。工作一累,他回家就随随便便了,越来越沉默寡言,没有支持他年轻的妻子维系他还爱她的念头。一个工作忙碌的男人,家境贫苦,前程逐渐渺茫,坐在晚饭桌边一句话没有,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就没有激情欲火的位置。也许,雅娜内心已经苦不堪言,然而,她还是留了下来:人有时会长期忍受痛苦而不觉得。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后来,她走了,当然不是独自一人走的。“当初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累了……我也不是很开心地离开了,但是,不见得非需要幸福才重新开始。”雅娜给他写了信,内容大致如此。随后,就轮到约瑟夫·格朗痛苦了。他也本可以重新开始,里厄就向他指出了这一点。可是没办法,他就是不自信。

不过,格朗还一直思念雅娜。他很想做的事,就是给雅娜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然而,下笔很难,”他说道,“我想了很久了。只要还相爱,我们不说话相互也理解。可是,人并不总相爱。到了一定时候,我本应该想出适当的话语留住她,可惜没有做到。”格朗用方格子手帕擤了擤鼻涕,接着又擦了擦胡须。里厄一直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道,“可是,怎么讲呢……我信得过您,和您在一起,我还能说一说。不过一说话,我就爱激动。”显而易见,格朗的神思,从这闹鼠疫之地飞出去十万八千里。傍晚,里厄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全城封闭,他身体很好,她应该继续注意疗养,他想念她。封城三个星期后,里厄刚走出医院就见到一个等候他的年轻人。“想必您还能认出我来。”里厄看他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在这些事件爆发之前,”对方又说道,“我来拜访过,向您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我名叫雷蒙·朗贝尔。”“嗯!对呀,”里厄说道。“怎么样,现在您可有报道的好题材了。”对方的情绪却有点烦躁。他说不是为这事来的,这次是想请里厄大夫帮个忙。“实在抱歉,”他补充道,“我来到这座城市,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我们报社在这里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里厄提议一道去市中心一家诊所一趟,他有些事情要交代。他们下行穿过黑人街区的小街。将近黄昏时分,从前这个时候,市里那么喧闹,现在却冷清得出奇。军号数声,冲上还布满金色霞光的天空,无非表明军人还有模有样在尽职。街道陡峭,两侧排列着摩尔式房舍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壁,工人顺坡而下,朗贝尔说话过程中,情绪很激动。他的妻子留在巴黎,老实说,还算不上他妻子,但也是一码事。刚一封城,他就给妻子发去了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只是设法跟她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都告诉他,他们谁都无能为力。邮局一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省政府的一名女秘书还对他嗤之以鼻。他足足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得以发一份电报,仅仅写上:“一切均好,不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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