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后第二天，高烧病症又跨进一步，甚至见报了，但只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似的报道一下。到了第三天，里厄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政府的这项法令开头确也宣告，奥兰地区出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眼下尚难确定是否传染。这些病例还不够典型，不能真正引人不安，毫无疑问，居民自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而这种谨慎的态度，谅能获得全体市民的理解。这些措施旨在阻遏瘟疫的任何威胁，理应得到理解并得以贯彻。因此，省长一刻也不怀疑，全体民众一定会通力合作，支持他的个人努力。

布告接着公示总体的措施，其中包括往阴沟里喷射毒气来科学灭鼠，严密监视饮用水的水源。布告要求居民保持极严格的清洁卫生，还敦请跳蚤携带者到市立各诊所检查身体。此外，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人，并同意将其送进医院特设病房隔离。隔离病房配置齐全，能在最短时间取得最大的疗效。还有几个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卧室和公共交通车辆进行消毒。余下的内容，仅限于要求患者家属检查一次身体。

里厄大夫猛一转身，离开布告栏，返回他的诊所。约瑟夫·格朗正等着他，一见他回来就又卷起胳膊。

“是的，”里厄说道，“我就知道数字又上升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殒命。大夫对格朗说，也许傍晚还能见面，因为他要去看看科塔尔。

“您安排得好，”格朗说道，“您去瞧瞧，对他准有好处。我发觉他人变了个样。”

“怎么回事？”

“他变得有礼貌了。”

“从前他没有礼貌吗？”

格朗迟疑了一下。他不能说科塔尔原先不礼貌，这种说法不够公正。他那个人内向，沉默寡言，样子稍嫌粗野。总待在房间里，到一家小饭馆用餐，外出也相当诡秘，这便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他公开的身份，则是葡萄酒和白酒代理商。他时而接待三两位来访者，想必就是他的客户了。晚上，他有时去他家对面的影院看电影。我们这位职员甚至还发现，科塔尔似乎最爱看警匪片。无论在什么场合，这名代理商总是那么多疑，落落寡欢。

据格朗讲，这一切都大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是，我有这种印象，您瞧，他力图同别人和好，想跟所有人套近乎。他经常跟我说话，约我一起出门，我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兴趣，归根结底，我救过他一命。”

从自杀未遂那天起，科塔尔就再也没有接待过任何来访者。在街道上，在商店里，他总找机会，争取每个人的好感，还从未有谁跟食品杂货店老板交谈，像他那样和蔼可亲，而听香烟店老板娘说话，像他那样听得津津有味。

“那个香烟店老板娘，”格朗指出，“有一副蛇蝎心肠。这话我跟科塔尔一讲，他就回应说我错了，那女人还有好的方面，要善于发现才对。”

科塔尔请过格朗两三回，去城里豪华饭店和咖啡馆。其实，他开始成为那些地方的常客。“那是好去处，”他说道，“而且，旁边都是有身份的人。”格朗还注意到，餐馆招待员对这位代理商格外殷勤，当他发现科塔尔会留下过分慷慨的小费时，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对别人回报给他的热情，科塔尔显然非常敏感。有一天，饭店前堂领班帮他穿上外衣，送他出门时，科塔尔就对格朗说：

“这小伙子不错，他可以证明。”“证明什么？”科塔尔迟疑了一下：“就是嘛！证明我不是个坏人。”此外，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显得不那么热情，他回到家中就暴跳如雷。“这个坏蛋，他得跟其他人一起玩完。”他反复骂道。“什么其他人？”“其他所有人。”在香烟店里，格朗甚至还目睹了一幕匪夷所思的场景。在一场热闹的谈话中间，老板娘谈到前不久逮捕了一个人，在阿尔及尔引起轰动。被捕的是一家商贸公司的年轻职员，他在海滩上杀害了一个阿拉伯人。

“这些败类，如果通通关进牢房，”老板娘说道，“那么好人就能松口气了。”

可是，她不得不打住话头，只因对面的科塔尔突然激动起来，冲出店铺，连句抱歉的话也不讲。格朗和老板娘愣在原地，瞪眼看着他跑掉。

后来，格朗还要里厄注意科塔尔性格上的其他变化。科塔尔一直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的口头禅便是明证：“大鱼总得吃小鱼。”不过，近来一段时间，他就只买奥兰正统派报纸，还在公共场所阅读，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意炫耀。同样，他自杀未遂后卧床，能下地没过几天，就求格朗去邮局，给他的一个远房姐姐汇去一百法郎，每月他都给这个姐姐汇去这样一笔钱。可是，当格朗正要走时，他又请求道：

“给她汇去两百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认为我从来想不到她，其实我非常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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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件事，科塔尔跟格朗有过一次奇特的谈话。格朗每天晚上都忙自己的小营生，科塔尔迷惑不解，就向他提了好多问题，他不得不回答。

“好哇，”科塔尔说道，“您在写书。”“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这比写书要复杂。”“嗯！”科塔尔感叹道，“我很想做您那样的事。”格朗一脸惊讶的神色，科塔尔就结结巴巴地说，成为艺术家，大概能解决许多问题。“为什么呢？”格朗问道。“就是因为比起别人来，艺术家享有更多的权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别人能容忍他更多的事情。”

“没别的，”张贴出布告的那天早晨，里厄对格朗说道，“都是老鼠惹的祸，他和许多人一样，被闹得晕头转向，就是这么回事。要不然，他就是害怕发高烧。”

格朗则回答：“我可不这么看，大夫，您要是想听听我的想法……”灭鼠车从他们的窗户下面驶过，发出响亮的排气声。里厄住了口，直到能让对方听得见了，他才漫不经心地问格朗的想法。对方神色凝重，注视着里厄，说道：“这个人做了什么亏心事，不免自责。”

大夫耸了耸肩膀。还是那位警长说得好，还有许多别人的事要办呢。下午，里厄同卡斯泰尔会晤。血清还没有运到。“话又说回来，”里厄问道，“血清能顶用吗？这种杆菌很怪异。”“唉！”卡斯泰尔说道，“我与您的看法不同。这些动物总显得很独特，但实质上是同样的。”“这不过是您的假设。事实上，对此我们却一无所知。”“当然了，这是我的假设。而且，这也会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一整天，里厄大夫都感到，他每次想起鼠疫就有点头晕的现象更加厉害了。到头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害怕了。他两次走进人满为患的咖啡馆。他也和科塔尔有同感，需要人际间的温暖。里厄觉得这样未免愚蠢，但是这倒帮他想起，他曾答应去看望那位代理商。

傍晚时分，大夫一进门，就看到科塔尔坐在餐桌前面，走进去发现桌上摊开放着一本侦探小说。不过，天色已晚，昏暗中恐难阅读。此前的片刻，科塔尔一定是仍然坐着，在朦胧的暮色中沉思默想。里厄问他身体怎样，科塔尔一边重新坐下，一边咕哝着说他身体不错，如果能肯定没人管他的事，他的身体会更好。里厄便向他指出，人不能总这样独处。

“唉！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指有些人专爱找你的麻烦。”里厄没有应声。“请您注意，不是说我的情况。我正看这部小说。一天早晨，一个不幸的家伙突然被捕。有人关注他的事，他却毫不知情。大家在办公室里议论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公正吗？您认为别人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也要看情况，”里厄回答，“从一方面看，的确，别人永远没有这种权利。不过，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总不能长期关在家里。您必须出去走走。”科塔尔似乎焦躁起来，说他整天在外面转悠，如有必要，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做证。甚至出了这个街区，他也有不少熟人。“建筑师里戈先生，您认识吧？他就是我的朋友。”房间里越来越暗了。城郊的这条街道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轻快的欢呼声，迎接路灯点亮的时刻。里厄走到阳台上，科塔尔也跟了过去。我们这座城市每天晚上都如此。周围各个街区刮起微风，吹来窃窃私语、烤肉的香味，自由的欢乐而芬芳的喧闹，因吵吵嚷嚷的青年拥上街头而渐渐充斥整条街道。夜晚，看不见的轮船高声鸣叫，大海的浪涛和人流的涌动汇成的喧嚣，这是里厄从前熟悉并喜爱的时刻，今天却由于他了解的种种情况，让他感到压抑了。

“您能给我们打开灯吗？”他对科塔尔说。一旦回到光亮中，这个矮个男人就直眨眼睛，注视着里厄：“请告诉我，大夫，我若是病倒了，您能接收我到您工作的医院吗？”“有何不可呢？”于是，科塔尔又问道，是否有过先例，逮捕在诊所或者医院里治病的人呢。里厄回答说，这种情况见过，不过，这完全要看病人的病情了。“我呢，”科塔尔说道，“我信得过您。”继而，科塔尔问大夫，能否搭他的车进城。到了市中心，街上的行人已不如先前那么密集，灯火也渐趋稀少了。还有儿童在自家门口玩耍。大夫应科塔尔的要求，把车停在一群孩子的前面。那些孩子吵吵闹闹，正玩跳房子游戏。其中一个男孩，黑头发梳得平平的，头缝分得很直，只是小脸蛋很脏，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里厄。大夫移开目光。科塔尔站到人行道上，同大夫握手道别，这位代理商嗓音沙哑，说话吃力。有两三次，他回头扫视一眼。

“人人都谈论瘟疫。真闹瘟疫了吗。大夫？”“人总要议论纷纷，这非常自然。”里厄回答。“有道理。而且，一旦听说死了十来个人，就会以为到了世界末日了。我们可不要这样。”

马达已经隆隆响起来，里厄一只手握住变速杆。这时，他又瞧了瞧那个神情严肃而平静、一直凝视着他的孩子。突然间，也没个过渡，那孩子咧嘴冲他笑起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大夫问道，同时也冲孩子笑笑。科塔尔一把抓住车门，用哽咽的声音，气急败坏地嚷道：“要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然后撒腿跑掉。次日没有发生地震，里厄奔波了一整天，跑遍了全城各个角落，同病人家属会谈，同患者本人讨论。里厄还从未感到职业的担子这么沉重。在这之前，患者非常配合他的治疗，有什么话都跟他讲。现在，大夫第一次觉得他们有所保留，表现出一种恐惧，对他们的病症讳莫如深。这是一场搏斗，眼下他还不习惯。晚上将近十点，他的汽车停到老哮喘病患者的楼门前，这是他今天出诊的最后一站。他从座位上起身都特别吃力，不免磨蹭了一会儿，望了望昏暗的街道、黑乎乎的天空中时隐时现的星星。

老哮喘病患者半卧在床上，正数着从一只锅放进另一只锅里的鹰嘴豆，看样子呼吸通畅些了。他喜形于色，欢迎大夫来探视。“怎么着，大夫，闹起霍乱来啦？”“您从哪儿听说是霍乱？”“报上刊登的，电台里也广播了。”“不对，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说，”老人非常兴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哼，他们说得也太过火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大夫说道。

他给老人检查了身体，现在，他坐到这间简陋的餐厅的中央。不错，他是害怕了。他知道单在这个城郊街区，就有十来个病人等待他明天上午去诊治，一个个因患腹股沟淋巴结炎而佝偻着身子。在动手术切开淋巴结的患者中，仅有两三例病情好转。可是，大多数病人都得住院，而他深知，医院对穷人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让他去给他们当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曾对他这样说。他不去给他们当试验品，那就得死在家中，仅此而已。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一点十分明显。至于“特设”病房，他也很熟悉：那是两间亭阁，匆忙移走原先的病人，门窗缝隙完全堵死，周围还设置了防疫警戒线。瘟疫流行，如不能自动终止，那么政府所臆想的这些措施也不可能战而胜之。

然而，这天晚上，政府公报仍旧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所公布，公民对省政府采取的措施反应平静，已有三十余病人登记。卡斯泰尔给里厄来过电话：

“那两间亭阁里有多少床位？”

“共有八十张。”

“全城的病人，肯定不止三十名吧？”

“有些人害怕，来不及申报的人最多了。”

“丧葬没有人监视吗？”

“没有。我给里夏尔打过电话，提出必须采取全面措施，不要讲空话，必须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阻止瘟疫蔓延，否则就什么也别干。”

“他怎么说？”

“他回答我说，他无权决定。依我看，人数还要往上升。”

果不其然，三天时间，两间亭阁就满员了。里夏尔似乎得知要把一所学校改成附属医院。里厄等待运来疫苗，给患者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泰尔重又埋头查阅他那些古书，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

“老鼠死于鼠疫或者十分相似的瘟疫，”他下了结论，“老鼠传布了数万只跳蚤，如不及时消灭，跳蚤传播疾病的速度，肯定要呈几何级数增长。”

里厄没有应声。

这个时期，天气似乎固定不变了。最近几场大雨积成的水洼，也被太阳吸干了。蔚蓝的天空中阳光灿烂，流光溢彩，热气初升中回荡着飞机的轰鸣。在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四天当中，高烧症天天飞跃，死亡病人依次为十六例、二十四例、二十八例和三十二例。到了第四天头上，当局宣布在一家幼儿园里开设附属医院。此前，我们的同胞总以玩笑话掩饰内心的不安，现在走在街上，就显得更加沮丧，更加沉默寡言了。

里厄决定打电话给省长——

“措施还不够啊。”

“我有统计数据，”省长说道，“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担忧。”

“何止令人担忧，而且非常明显了。”

“我即将请求总督府发布命令。”

里厄当着卡斯泰尔的面挂了电话：

“发布命令！那还得有想象力啊！”

“血清怎么样？”

“这星期能运到。”

省政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给殖民地首府，恳请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中描述了临床状况，并提供了数据。同一天，统计有四十个死亡病例。省长自称，他要承担起责任，从次日起就强化已经制定的措施。强制性申报与隔离措施继续有效。病人的住所必须封闭起来并进行消毒，病人亲属必须接受检疫隔离，而埋葬死者的事宜则由市里组织，具体规定另行公布。过了一天，血清由飞机空运而至，可以满足眼下治疗的需要，如果瘟疫蔓延就不够用了。里厄得到电报答复：应急血清库存告罄，现已重新开始生产。

就在这段时间，春天从四周郊区抵达城里市场。成千上万朵玫瑰花，凋谢在沿人行道摆摊的卖花人的篮子里，甜丝丝的花香在全城飘浮。表面上毫无变化。有轨电车一如往常，高峰时刻挤得满满的，其余时间空空荡荡，又十分肮脏。塔鲁观察那个小老头，而那个小老头还是瞄准小猫吐痰。格朗每天晚上回家，干他那神秘的营生。科塔尔四处转悠，而预审法官奥通先生，仍然率领全家人散步。那位老哮喘病患者还继续倒腾他的鹰嘴豆；时而能遇见那位记者朗贝尔，还是一副沉静和对事物感兴趣的样子。夜晚，街上熙熙攘攘，还是同样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照样排起长队。况且，瘟疫仿佛减退了，一连数日，每天统计只有十来个死亡病例。接着，数字又像箭似的，骤然上升。死亡人数重又达到了三十来例的那天，贝尔纳·里厄看着官方电文，省长递给他电文时还说了一句：“他们害怕了。”只见电文上写道：“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