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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二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2018年07月20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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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耽搁了一阵,这次是佩德罗·维卡里奥以为他哥哥在有意浪费时间。他们喝咖啡时,正值妙龄的普鲁登西亚·科特斯走进厨房,她手里攥着一卷旧报纸,准备将炉子烧旺些。“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告诉我,“我不仅同意,而且如果他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履行责任,我就不会嫁给他。”走出厨房之前,巴勃罗·维卡里奥从她手里抽出两沓报纸,递给弟弟一沓,两人把刀裹起来。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站在厨房里一直看着他们走出院门,此后她又等了三年,一刻也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勃罗·维卡里奥出狱,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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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保重。”她对他们说。

所以,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兄弟两人迈进店门时不如之前坚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给他们来了一瓶烈性朗姆酒,盼着能让他们醉死过去。“那一天我才发现,”她对我说,“我们女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孤独!”佩德罗·维卡里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换了新刀片的安全剃刀,可他却用屠刀刮了胡子。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那简直是粗野透顶。“就像电影里的杀手。”她对我说。后来,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我,这事是真的,他在军营里学会了用剃头刀刮脸,之后就再也没能改变。他哥哥刮脸的方式远比他斯文,用了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安全剃刀。之后两个人慢慢安静地喝着那瓶烈酒,睡眼惺忪地望着街对面那栋房子昏暗的窗口。与此同时,许多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牛奶,询问店里没有的吃食,实际上是想看看,兄弟俩是否真的在等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要杀了他。

维卡里奥兄弟不会看到那扇窗子透出光来。圣地亚哥·纳萨尔四点二十分回到家里,不必打开任何一盏灯就可以走进卧室,因为楼梯的壁灯整宿亮着。他一头躺倒在黑暗中的床上,没有脱衣服,他只能睡一个小时。维多利亚·古斯曼上楼叫他起床去迎接主教时,发现他就这么睡着。我们一起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儿待到三点多,她亲自把乐手们打发走,熄灭院子里舞场上的灯,吩咐那些寻欢作乐的黑白混血姑娘们独自回房休息。她们已经不停歇地工作了三天三夜,先是偷偷地招待婚礼嘉宾,之后又敞开门款待我们这些狂欢之余尚未尽兴的人。至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我们常说她这辈子只睡一次觉,那就是永世长眠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绰约最温存的女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她的床上技艺,不过她也是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一栋四门大开的房子,有几间供人租住的屋子,一个当作舞场的宽敞庭院,庭院里悬挂着从帕拉马里博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大灯笼。是她夺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荡的床更让人悲伤。圣地亚哥·纳萨尔第一眼见到她就丢了魂儿。我告诫他:“雄鹰追逐苍鹭,危机四伏。”可他听不进去,仍被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迷人的召唤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燃起他狂乱的激情,成了他十五岁那年为之哭泣的主角,直到易卜拉欣·纳萨尔一顿鞭子把他从床上抽起来,关进圣颜牧场一年多。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仍有一种严肃的情感,却已不再是混乱痴狂的激情。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十分尊重他,只要他在,就绝不与其他人上床。最近那次假期,她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有些疲惫,早早将我们打发走了,但是大门却不上闩,走廊里还留着一盏灯,是让我偷偷地回去跟她私会。

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乔装打扮方面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天赋,他最喜欢把混血姑娘打扮成别的模样。他常常抢走几个姑娘的衣服给其他姑娘穿上,最后每个姑娘都变得不像自己,反倒显出别人的样貌。有一次,一个女孩看到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竟忍不住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从镜子里走出来了。”她说。但是那一晚,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一次享受易装大师的乐趣。她编了个拙劣的借口将圣地亚哥·纳萨尔打发走,那次记忆的苦涩味道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我们带着乐手跑到大街上游逛吟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里奥兄弟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我们正在狂欢。将近四点时,圣地亚哥·纳萨尔突发奇想,邀我们登上鳏夫希乌斯的小山丘,为新婚夫妇去演唱。

我们在窗下唱小夜曲,在院子里燃放烟火和爆竹,但却感觉不到别墅里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当时没有想到房子里没人,尤其是那辆新汽车还停在门口,车篷折叠着,婚礼中挂上的缎带和蜡制香橙花环还原封未动。我的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那时候像个专业的吉他手,他即兴为新人弹唱了一首打趣婚姻的歌谣。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明月高悬,空气澄澈,山崖下的墓园里闪动着一簇簇磷火。另一边,隐约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苍茫的沼泽地和加勒比海磷光闪闪的海平线。圣地亚哥·纳萨尔指着海面上闪烁的光芒对我们说,那是一艘贩奴船受苦的鬼魂,它满载着从塞内加尔劫掠的黑奴沉没在卡塔赫纳的港湾里。他应当不是良心上有什么歉疚烦恼,因为那时他还不知道安赫拉·维卡里奥短暂的婚姻生活已经在两个小时前结束了。巴亚尔多·圣罗曼拉着他的妻子徒步返回她父母家,以免汽车的马达声过早地泄露他的不幸。他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在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独自守着暗淡无光的空房。

我们走下山丘时,我弟弟邀请大家去市场上的小饭馆吃炸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跟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岸走去,旧码头边散布的穷人下榻的客栈开始亮起灯来。拐过街角时,圣地亚哥·纳萨尔朝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圣地亚哥家的后门跟他分手的,他们约好一会儿在码头上碰面。家里的狗听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像往常一样吠了两声,他在暗影中摇晃着钥匙让它们安静下来。他穿过厨房走向屋子时,维多利亚·古斯曼正照看着灶台上的咖啡壶。

“白佬,”她叫住他,“咖啡快好了。”

圣地亚哥·纳萨尔说他迟些再喝,并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再给他送一套和身上这身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上床躺下,维多利亚·古斯曼就从讨牛奶的乞妇那儿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捎来的口信。五点半她叫醒了他,不过没有让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自己提着一身亚麻套装上了楼,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女儿落入主人家的魔爪。

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返回去,穿过走廊,混血姑娘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花丛旁。我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房间里没有灯光,但我一进门就闻到了女人温热的气息,看见了黑暗中那只失眠的母豹的双眼。于是我便心旌摇荡地忘掉了一切,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

我弟弟在回家的路上走进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去买香烟。他喝得太多,对当时的场景记忆模糊,但是他忘不了佩德罗·维卡里奥让他喝了口酒,那酒实在要命。“简直像咽下一团火。”他对我说。睡着的巴勃罗·维卡里奥听到我弟弟进门,猛地惊醒了,朝他亮了亮手里的刀。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我弟弟却不记得他说过这句话。“就算他真的说过,我也不会相信。”他这样跟我说过很多次,“谁他妈的相信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尤其是还拿着杀猪刀!”随后兄弟俩问他圣地亚哥·纳萨尔在哪儿,因为他们曾经看到我弟弟跟他在一起。我弟弟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是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和维卡里奥兄弟在听到他的话后大惊失色,这句答话作为他们各自的呈堂供词写进了预审报告。据他们说,我弟弟当时回答:“圣地亚哥·纳萨尔已经死了。”随后他模仿主教的姿势做了祝福,转身绊到了门槛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在广场中央,他和阿马尔多神父擦肩而过。神父穿着法袍正去往码头,身后跟着一个摇铃的侍童,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在户外做弥撒而准备的。维卡里奥兄弟看见这些人走过去,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看见堂区神父从门前走远,孪生兄弟显得十分失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然而许多年之后,在昏暗的卡拉菲尔疗养院隐居的阿马尔多神父向我坦白,他其实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口信和别人传来的紧急消息,那时他正准备前往码头。“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对我说,“我首先想到这不是我的事,而是市政厅的职责,后来我决定顺路给普拉西达·利内罗捎个话。”然而,穿过广场时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您得理解,”他对我说,“在那个不幸的日子,主教要来。”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绝望,他嫌恶自己除了敲响救火的钟声,竟然什么主意也想不出。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穿过厨房的门回到家中,我母亲特意没有闩门,以免我们回来时吵醒父亲。路易斯·恩里克睡觉前去了趟卫生间,就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我另一个弟弟海梅起床准备上学时,发现他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里哼着歌。我的修女妹妹因为宿醉未消没有去码头迎接主教,她也叫不醒路易斯·恩里克。“我去卫生间时,五点的钟声正好敲响。”她对我说。稍晚些时候,妹妹玛戈特进卫生间洗澡准备去码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路易斯拖回他自己的卧室。沉沉睡梦中,他朦朦胧胧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鸣响了头几声汽笛。这之后由于被婚礼狂欢耗尽了体力,他又酣然睡去,直到我的修女妹妹匆忙套上法袍,冲进卧室,发疯般地将他唤醒;

“他们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