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认为这起凶杀案属于捍卫名誉的正当行为，而且觉得持这种观点问心无愧。审判结束时，孪生兄弟扬言，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作案几分钟后，他们到教堂自首，从那时候起就料想可以用这个说辞做辩护。兄弟俩被一群愤怒的阿拉伯人追赶着，气喘吁吁地闯进阿马尔多神父的住处，将两把光洁的屠刀撂在神父的桌上。杀人的暴行耗得他们筋疲力尽，衣服和胳膊已被汗水浸湿，沾满鲜血的脸上淌着热汗。不过，堂区神父却认为他们的自首是极有尊严的举动。

“我们是存心要杀他的，”佩德罗·维卡里奥说，“但是我们无罪。”

“或许在上帝面前无罪。”阿马尔多神父说。

“不管在上帝还是在世人面前，我们都无罪。”巴勃罗·维卡里奥说，“是为了名誉！”

更夸张的是，在重述案情时，他们将凶杀过程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凶残，甚至描绘说，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大门上布满了刀痕，不得不动用公款去修补。在里奥阿查的监狱里，兄弟两人等候审判长达三年，因为他们无钱交纳保释金。狱中的老囚犯记得他们性情温和，为人友善，但从未见他们流露过一丁点儿悔意。不过根据种种事实推断，兄弟两人似乎并不想避开众人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而是千方百计让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成功。

多年以后，维卡里奥兄弟告诉我，他们起初先是到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找圣地亚哥·纳萨尔，两点钟之前他们还跟他一起待在那儿。这个情况，连同其他许多信息都没有写进预审报告里。实际上，兄弟两人说他们去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正一起哼唱着小夜曲在街上闲逛；总之，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去过。“他们要是来了，绝不会离开这儿的。”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告诉我。我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对她这句话深信不疑。事实上，维卡里奥兄弟是跑到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里去等人的，他们明知道所有人都可能出现在那里，唯独圣地亚哥·纳萨尔不会。“只有那儿开着门。”他们向法官解释道。“他迟早会露面的。”他们被释放后曾对我说。可是谁都知道，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前门即便在大白天也永远是从里面闩上的，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腰里总挂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里奥兄弟在房子这头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却从后门进了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出门迎候主教时，圣地亚哥·纳萨尔却走了朝向广场的前门，这其中的缘故，让预审法官百思不得其解。

从未见过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从妹妹口中得知那个人的姓名后，维卡里奥兄弟便进了猪圈里存放屠宰器具的储藏室，挑出两把最好的刀：一把是剁肉砍刀，长十英寸，宽两英寸半；另一把是刮皮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用破布把刀裹起来，拿到肉市上去磨，那时肉市里只有几个摊位开了张。天色尚早顾客还不多，但有二十二个人声称听到了兄弟两人说的话，他们全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存心说话给别人听。肉贩福斯蒂诺·桑托斯是兄弟俩的朋友，看见他们三点二十分就进了肉市，当时他刚刚铺开卖猪下水的摊位。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礼拜一清晨早早跑来，还穿着婚礼上的深色礼服。他通常会在礼拜五见到兄弟俩，时间要晚一些，而且他们总系着屠户的皮围裙。“我当时想他们俩喝得太多了，”福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不仅弄错了时辰，还弄错了日期。”他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啊，傻瓜，”巴勃罗·维卡里奥答话时似乎心情不错，“我们只是来磨刀的。”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就像往常那样，佩德罗握住两把刀在砂轮上翻转刀面，巴勃罗摇动砂轮转柄。一边磨着刀，他们还一边跟其他肉贩议论着婚礼的盛况。有人抱怨说，尽管是同行却没有吃到婚庆蛋糕，兄弟俩答应稍晚就送来。最后，他们让刀在砂轮上发出铿锵的乐声，巴勃罗将他的那把凑到灯前，锋利的刀尖闪着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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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谁都知道兄弟俩是忠厚老实人，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我们想那准是醉话。”几个卖肉的人这么说。在这之后碰见兄弟俩的维多利亚·古斯曼和其他许多人也都这么讲。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几位屠户，是不是屠宰卖肉的营生会掩盖某些人嗜杀的本质。他们反驳道：“我们宰牛的时候，都不敢看它的眼睛。”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不敢吃自己宰的牲畜的肉。另一个人说，他不忍心下手杀掉他熟悉的母牛，特别是在喝过它的奶之后。我提醒他们，维卡里奥兄弟就屠宰自家养的猪，他们非常熟悉那些猪，还给它们起了名字。“那倒不假，”其中一个屠户回答说，“不过您该知道，他们给猪起的不是人的名字，而是花的名字。”只有福斯蒂诺·桑托斯隐约觉出巴勃罗·维卡里奥那句恐吓的话里夹带着真实的成分，他便开玩笑似的追问，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应该比他先死的有钱人多的是。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了他一句。

福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心存疑虑，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一位警察。这位警察是过后不久来到肉市上的，他要买一磅猪肝为镇长预备早餐。根据预审报告记录，警察名叫莱安德罗·伯诺伊。凶杀案之后的第二年，他在节庆赛会上被一头公牛用犄角挑开颈动脉而致身亡。因此，我从没访谈过他。不过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证实，维卡里奥兄弟坐在她店里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这位警察是第一个踏进店门的人。

那时，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这家店一直是这样的：清早卖牛奶，白天供应吃食，过了傍晚六点就变成一家酒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而她丈夫，老实厚道的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晚上照看酒馆直到打烊。不过那天婚礼散场之后，来了不少客人，过了三点钟也没能关门，他便先去睡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比平日起得早些，她想赶在主教到来之前做完手上的活儿。

维卡里奥兄弟是在四点十分进的店门。那个时间只卖些吃的东西，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甘蔗烧酒，不仅因为她对兄弟俩高看一眼，也是为了感谢收到他们的婚庆蛋糕。这对兄弟两大口就将整瓶酒喝干了，依旧面不改色。“他们已经喝得麻木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就算喝下去的是灯油，也不能让他们血压升高。”之后，兄弟俩脱下呢子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酒。他们的衬衫上满是汗渍，胡子一整天没刮，看上去像是乡下人。第二瓶酒他们喝得慢些，一边坐在那儿喝，一边固执地盯着街对面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暗淡无光，阳台上最大的一扇窗连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卧室。佩德罗·维卡里奥问克洛蒂尔德·阿门塔，那扇窗里亮过灯没有。她回答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

“他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想要杀了他。”

这句回答太过自然，教她简直无法相信。但是，她留意到兄弟俩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布里。

“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大清早要去杀他吗？”她问。

“他自己心里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真地打量着他们。她太熟悉这对孪生兄弟了，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他们俩，尤其是在佩德罗·维卡里奥服役回来以后。“他们还像两个孩子。”她对我说。这个念头让她打了个冷战，因为她向来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她把奶具准备好，跑去叫醒丈夫，告诉了他店里发生的事。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睡半醒地听她讲。

“别胡扯了，”他说，“他们谁也杀不了，更别说是那样的阔佬。”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回到店里，看见孪生兄弟正和警察莱安德罗·伯诺伊交谈。他是来给镇长取牛奶的。她没听到他们聊些什么，不过从警察出门前端详那两把屠刀的眼神中，她怀疑维卡里奥兄弟已经把计划透露给他了。

拉萨罗·阿庞特上校差几分钟四点起了床。警察莱安德罗·伯诺伊赶来报告维卡里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刮完胡子。前一天夜里他已经处理了好几场朋友间的纠纷，再多一桩这类的案子也不必着急了。他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遍蝴蝶领结，直到完全满意为止。为了恭候主教，他又把圣母会的肩衣套在脖子上。在他吃着早餐洋葱炒猪肝的时候，他的妻子激动地告诉他，巴亚尔多·圣罗曼把安赫拉·维卡里奥休回娘家去了。可在他听来，这件事并没有多少戏剧性。

“上帝啊，”他讥讽地说，“主教知道了会怎么想？”

然而快吃完早餐时，他记起了警察刚才报告的情况，两条消息合在一起，他立刻发现它们就像两块能够完美拼接的拼图。于是他沿着通往码头的大街往广场走去，主教就快到了，街边的居民已经开始活跃起来。“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快五点了，天下起雨来。”拉萨罗·阿庞特上校对我说。一路上，有三个人拦住他，向他透露了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消息，但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找到了两兄弟。“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虚张声势，”上校依照他自己的逻辑对我说，“因为他们不像我想象中醉得那么厉害。”他没有盘问两个人的意图，就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喝令他们回去睡觉。他泰然自若地对待他们，就像在惊慌失措的妻子面前一样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他对兄弟俩说，“要是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

维卡里奥兄弟离开了牛奶店。镇长轻率的做法让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再一次失望，她原本以为上校会拘捕这对孪生兄弟，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阿庞特上校给她看了看缴来的屠刀，就算了结了这件事。

“现在他们俩没了凶器，谁也杀不了了。”他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说道，“应该让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凭着直觉已经有所领悟。她敢肯定，维卡里奥兄弟并不急于复仇，而是迫切地想找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可是阿庞特上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家，”他说，“眼下的问题是该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然后接着过年。”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大约会永远记得阿庞特上校那矮胖的身材让她感到一丝怜悯，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个快·活的家伙，虽然他独自练习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后，弄得自己有点神魂颠倒。那个礼拜一，他的举止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轻率愚钝。事实上，直到在码头上碰见圣地亚哥·纳萨尔，上校才重新想起这档子事，并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得意。

维卡里奥兄弟将他们的计划至少告诉了十二个来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之前就将消息传到了各处。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为，街对面那一家人不可能一无所知。她以为圣地亚哥·纳萨尔不在家，因为她一直没有看见卧室的灯亮起来。她尽可能地恳请每一个人碰到他的时候捎句话提醒他。她甚至嘱咐来给嬷嬷们买牛奶的见习修女，让她给阿马尔多神父传个话。四点钟过后，她看到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厨房亮起了灯，便让那个每天来讨一点儿牛奶的乞妇给维多利亚·古斯曼最后一次捎去紧急口信。主教乘坐的汽轮鸣响汽笛时，几乎所有人都从睡梦中醒来准备前去迎候，那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还不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其他的人不仅知情，而且对细节了如指掌。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还没有卖完，维卡里奥兄弟就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另外两把刀，用报纸包裹着。一把是剁肉刀，刀面粗糙，锈迹斑斑，长十二英寸，宽三英寸，那是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战争期间因为买不到德国刀而用一把钢锯改制的。另一把要短些，但刀面很宽，是弯曲的。法官在预审报告上画了一幅简图，或许是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述，便大着胆子说它像一把小型阿拉伯弯刀。他们就是用这两把刀杀的人，两把刀都很粗笨，而且磨得很厉害。

福斯蒂诺·桑托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俩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告诉我，“又用别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吵嚷着，说他们要去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肠子掏出来。于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胡扯，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他们手里的刀，以为还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这一次，兄弟俩一进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就注意到他们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

实际上，兄弟两人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般相像，到了危急时刻，脾性更是截然不同。我们这几个朋友，上小学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勃罗比他弟弟早出生六分钟，直到少年时期还富有想象力，做事果敢。而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我看来更加感情用事，因此也更为专断。二十岁那年，他们一起报名服兵役，巴勃罗·维卡里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顾家庭。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治安巡逻队服役十一个月。由于死亡的胁迫而愈加严酷的军纪，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能和替哥哥拿主意的习惯。退役前，他染上了严重的淋病，病情十分顽固，军医最暴烈的治疗措施、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清洗剂都无济于事。后来在他入狱期间，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朋友一致认为，巴勃罗·维卡里奥突然对弟弟言听计从，是因为退伍归来的佩德罗一身兵营做派，而且还添了个新花样，只要有人想看，他便撩起衬衣展示左肋上子弹留下的伤疤。对于佩德罗像得了勋章一样到处炫耀大人物才患的淋病，巴勃罗·维卡里奥甚至觉得很是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