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纳萨尔被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催赶着，迈着大步穿过昏暗的院子。迪维娜·弗洛尔跑在前面替他开门。她在餐厅里沉睡着鸟雀的笼子间、在厅堂中的柳条家具和悬吊着欧洲蕨的花盆间匆匆穿过，尽量不让他赶上，可当她卸下门闩时，还是没能逃脱那只鹰爪。“他一把抓住了我的私·处，”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碰见我一个人待在房子的角落里时，他常常这么干，可那天我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她挣脱开让他出门。透过半开的大门，她瞥见广场上的巴旦杏树在破晓的晨光中像是落了一层雪，可她没有胆量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汽笛声已经停了，公鸡开始报晓，”她告诉我，“鸡鸣声太大了，真难以相信镇上有那么多公鸡，我还以为它们是坐着主教的船来的。”她为这个从未属于她的男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违背了普拉西达·利内罗的命令，没有插上门闩，让他在危急时刻可以退进门来。有一个始终没能查明身份的人从门下塞进一封信，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人正等着要杀他，信上写明了地点、动机和其他有关这场密谋的准确细节。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有人注意到它。

六点的钟声已经响过，路灯仍旧亮着。巴旦杏树枝头和一些房屋的阳台上还挂着庆祝婚礼的彩色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刚刚挂上去的。铺着细砖的广场上和设有演奏台的教堂门廊里，堆满了饮酒作乐后留下的空瓶和各种废品，俨然成了垃圾站。圣地亚哥·纳萨尔走出家门时，许多人正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向码头跑去。

广场上只有教堂旁边的牛奶店正开门营业，准备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两个男人就坐在那儿等着他。老板娘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在晨曦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萨尔，恍惚觉得他穿着铝制的衣服。“他那时已经像个幽灵。”她对我说。准备行凶的那两个人怀揣着裹在报纸里的刀，坐在长凳上睡着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屏住呼吸，生怕把他们吵醒。

那两个人是孪生兄弟佩德罗·维卡里奥和巴勃罗·维卡里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非常像，很难分辨出来。“他们相貌粗陋，但心地善良。”预审报告上这样措辞。我从小学起就认识这两个人，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清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深色礼服，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显得太厚也太正式。数小时的煎熬令他们面容憔悴，不过他们还是尽义务地刮了胡子。他们从婚礼前夜就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三天之后却已经不醉了，像两个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等了近三个小时之后，兄弟两人在清晨的第一缕微风中睡着了，这是他们自礼拜五以来头一次入眠。轮船的第一声汽笛差一点将他们吵醒，不过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的那一刻，两个人本能地清醒过来。他们紧紧抓着裹在报纸里的刀，佩德罗·维卡里奥正准备起身。

“看在上帝的分上，”克洛蒂尔德·阿门塔低声道，“这会儿让他去吧，可别冒犯了主教大人。”

“是圣灵的旨意。”她经常这么说。那的确是神灵相助，不过只起了片刻的作用。听了她的话，孪生兄弟迟疑起来，已经起身的那位又坐了下去。两个人盯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穿过广场。“不如说他们是在同情地看着他。”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说道。那个时候，修女学校的小姑娘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跑过广场。

普拉西达·利内罗说得对，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官员和学生，还有很多人挤在码头上，装着大肥公鸡的背篓随处可见，那是人们献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主教最喜欢的一道菜。装卸码头上堆满了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钟头才能装完。但是船没有停下来。它像火龙一样嗡鸣着出现在河道的转弯处。乐队奏起了主教颂歌。背篓里的公鸡也开始打鸣，惹得全镇的鸡都跟着叫起来。

那时候，烧木柴的传奇的明轮船已经很少见，尚在使用的少数几艘也没有了自动钢琴和蜜月客舱，而且几乎无法逆流航行。但这一艘是新造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上面还绘有袖章般的旗帜。船尾的木桨轮产生的动力不亚于海船。身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站在靠近船长室的栏杆旁。“有一种圣诞节的气氛。”我妹妹玛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讲，轮船经过码头时，汽笛一响喷出一股高压蒸汽，把最靠近河岸的人喷得浑身透湿。那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象：主教面朝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然后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不带丝毫情感，直到轮船驶离人们的视线，留下鸡鸣声一片。

圣地亚哥·纳萨尔有理由感到失望。他为了响应卡门·阿马尔多神父的公开倡议，捐了若干担柴火，还亲手挑了几只鸡冠特别让人垂涎的公鸡。不过，那不悦只是一时的。我妹妹玛戈特当时和他一起站在码头上，觉得他兴致很高，神采奕奕得像是要继续欢庆，尽管那几片阿司匹林丝毫没能缓解他的不适。“他不像是感冒了，只是一心想着那场婚礼的开销。”她告诉我。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跟他们在一起，他透露的数字更令人惊讶。前一晚他和我、圣地亚哥·纳萨尔一起热闹到将近凌晨四点，之后他没有回父母家睡觉，而是待在祖父母那儿闲聊。在那里他听说了许多项要加进婚礼开销的条目。他细数着总共宰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宴请宾朋，新郎还让人在广场上烤了四只牛犊供全镇人享用。他还说，人们在狂欢中喝光了两百零五箱走私酒和近两千瓶甘蔗烧酒。无论贫富，全镇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场前所未见、声势浩大的婚礼。圣地亚哥·纳萨尔做白日梦般地大声喊道：

“我的婚礼也要像这样，”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妹妹觉得好像有天使从身边飞过。她又一次想到了弗洛拉·米格尔的好运，她的生活是那样富有，到了那年圣诞节，圣地亚哥·纳萨尔也将归属于她。“我突然意识到，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出色的对象了。”她对我说，“你想想看，他英俊、体面，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家业。”我们家里做木薯饼的时候，她经常请他来吃早餐，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萨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换身衣服就过来，”他说着突然发现手表忘在了床头柜上，“几点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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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萨尔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准备往广场走。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要他跟她一起去，因为早饭已经做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真的，后来我常想玛戈特当时是不是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所以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说服了她，让她先走，自己要回去换身骑马装，因为他得早点儿赶到圣颜牧场去阉几头小公牛。他像跟母亲道别时那样向她挥了挥手，然后挽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往广场走去。那是我妹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一年来一直担任镇长的堂拉萨罗·阿庞特，原是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享受着丰厚的退伍金。他瞧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晃了晃两根手指同他打招呼。“我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相信，他已经没有危险了。”他告诉我。卡门·阿马尔多神父也没有太在意。“看见他平安无事，我以为一切都是谣言。”他对我说。甚至没有人想过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否得到警示，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没有人提醒他。

实际上，我妹妹玛戈特是少数几个不知道这场凶杀预谋的人之一。“我要是事先知道，就算是绑着也要把他拖到家里。”她跟预审法官说。她不知情很奇怪，而我母亲也不知情就更奇怪了，因为她无论什么事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虽然她已经多年不上街甚至也不去做弥撒了。自从我开始起早去上学，就发现母亲有这项本事。那时候，我总会看见她面色苍白、悄无声息地用自编的笤帚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打扫院子，然后在啜咖啡的当儿，把大家沉睡时世界上发生的事说给我听。她像是跟小镇上的其他人有着秘密的交流渠道，特别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候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让我们惊讶不已，倘若不是通晓预言术，她又怎么知道的呢。可那个早晨，她却没有预感到从凌晨三点起就在酝酿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我妹妹玛戈特出门去迎接主教时，发现她正在磨木薯粉准备做饼。“到处都是鸡叫的声音。”我母亲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没有把远处的嘈杂声与主教驾临联系在一起，还以为那是婚礼的尾声。

我们家距离广场很远，在河岸边的芒果林里。我妹妹玛戈特沿着河岸走到码头。人们都兴奋地迎接主教到来，根本顾不上其他的新鲜事儿。有人把家里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领受圣药，女人们拎着火鸡、乳猪和各色食物跑出院子，河对岸还划来了几条装点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踏上小镇的土地就扬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成了轰动的丑闻。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玛戈特才彻底清楚地得知，安赫拉·维卡里奥，那个头一天结婚的漂亮姑娘被退回了娘家，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当时觉得要死的人是我，”我妹妹说，“可任他们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也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明白，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是怎么牵连进这场是非里去的。”人们只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两个哥哥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

我妹妹在回家的路上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回到家，她在餐厅里看见了我母亲。母亲穿着带蓝色花饰的礼拜日礼服，以备主教前来问候。她一边拾掇着餐桌，一边哼着一首讲述隐秘之爱的葡萄牙民谣。我妹妹注意到餐桌前多了一把椅子。

“给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的，”我母亲告诉她，“他们说你邀请他来吃早餐。”

“撤了它吧。”我妹妹说。

然后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母亲听。“可她好像都知道了似的，”妹妹对我说，“和以前一样，刚跟她提起一件事，还没讲到一半，她就已经都清楚了。”那个悲惨的消息对我母亲而言十分棘手。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就是照着我母亲的名字起的，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但她与被退回来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又是血亲。尽管如此，她还是没等女儿讲完，就穿上了高跟鞋，披好了去教堂悼唁时才披的头巾。我父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他穿着睡衣来到餐厅，惊慌失色地问我母亲要去哪里。

“去告诉干亲家普拉西达，”她答道，“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她的儿子，只有她自己不知道，这不公平。”

“咱们和维卡里奥一家的关系与跟她的关系一样近啊。”我父亲说。

“永远要站在死者那一边。”她说。

我的弟弟们纷纷从其他房间走出来。年龄最小的几个感受到悲剧的氛围，哭了起来。母亲平生第一次没去哄他们，也没理会她的丈夫。

“你等等，我去换衣服。”父亲对她说。

而她已经在街上了。我弟弟海梅那时还不到七岁，只有他穿戴整齐了准备去上学。

“你陪她去。”父亲命令道。

海梅跟在她身后跑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好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她一边往前走，一边跟自个儿说着话。”海梅告诉我。“粗野的东西，”她低声自语，“下贱的畜生，永远干不出什么好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牵着孩子的手。“他们当时肯定以为我疯了。”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一群人吵嚷着，就好像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往广场跑。”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步子，因为有人正命悬一线，直到一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疯狂表示同情：

“别麻烦了，路易萨·圣地亚加，”他跑过她身边时朝她喊，“他们已经把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