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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轻与重 · 13

[捷克]米兰·昆德拉2018年08月30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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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又留下新的印记:像每天早上一样,她去拿牛奶。他开了门,她怀里搂着一只裹在她红围巾里的乌鸦,就像吉卜赛女人搂着他们的孩子。他永远也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边,乌鸦那张巨大的嘴仿佛在控诉。

她发现了这只被活埋半截的乌鸦。从前,哥萨克人就是这么对待俘虏的。“是孩子们干的。”她说。这话不仅仅是简单的陈述,还表达了对于人类突然的厌恶。他记得她最近对他说过:“你从不想要孩子,我开始为这个感谢你了。”

就在前一天,她还向他抱怨,有个家伙在她工作的酒吧侮辱她。他扯着她廉价的项链,一口咬定那是她卖淫赚来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托马斯思忖着,比事情本身要严重得多。想到两年来见她的时候如此少,他甚至不再有机会紧握她的双手让它们停止颤抖,他突然难受起来。

早上,他满脑子里都是那些念头,来到公司办公室,一个职员在那儿给清洗工安排一天的活儿,一个私人主顾特别要求他们派托马斯去洗窗户。他心境恶劣,前往指定的地点,害怕叫他的又是个女人。他只想着特蕾莎,艳遇对他已经没有诱·惑。

门开了,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个微微驼背的高个子男人。男人长着又长又尖的翘下巴,让他想起某个人。

“请进,大夫。”他微笑着说,并领他进了客厅。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他。他站着,满脸通红,看着托马斯,试图挤出笑容。

“你们二位,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做介绍了吧。”男人说。

“是的。”托马斯板着脸说。他把手伸向年轻人,那是他儿子。

翘下巴男人终于介绍了自己。

“明白了,您让我想起了某个人!”托马斯说,“肯定的!我当然知道您!知道您的名字。”

他们坐在扶手椅上,中间隔着一张矮桌子。托马斯想,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他的创造物,尽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妻子逼他生了这个儿子,警察审讯他,逼他描绘出这个驼背高个子男人的外貌。

为了扫除这些念头,他说:“好吧!从哪扇窗户开始呢?”

对面两个男人开怀大笑起来。

是的,很明显,这跟窗户完全没有关系。请他来,不是叫他洗窗户,他被请入了一个圈套。他从没跟儿子说过话,握手也是头一回。他只清楚他的长相,也不想了解他别的方面。关于儿子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知道,并希望儿子对他也抱有这种想法。

“漂亮的招贴画,不是吗?”记者指着一张大幅镶框画说。那画就挂在托马斯对面的墙上。

进门后,托马斯第一次抬起头。墙上挂满了有趣的画,有不少照片和招贴画。记者指的那张刊登在周刊一九六九年年末的某期上,那时杂志还没被俄国人查禁。它模仿一九一八年俄国内战时号召群众加入红军的一张著名宣传画:一个头戴红五星军帽、目光极其严峻的战士直逼着你的眼睛,一手的食指指着你。俄文原文写着:“公民,你还没有参加红军?”这话被替换成下面的捷克文字:“公民,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

这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书》是布拉格之春的第一个重大宣言,要求共产党制度彻底民主化。一批知识分子在上面签了名,接着是普通民众,签名如此之多,数都数不清。当红军入侵波希米亚,政治清洗开始时,摆在公民面前的一个问题便是:“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凡承认签过名的,当场被解雇。

“漂亮的画。我还记得。”托马斯说。

记者微微一笑:“希望红军战士没在听我们说话。”

他以严肃的口吻补充道:“要清楚,大夫,这里不是我家。这公寓是朋友的。说不准警察这时候正在听我们说话。这完全有可能。如果您到我家里,就大可放心了。”

接着,他的口气又轻松下来:“可我认为我们也没什么要藏着掖着的。此外,想想吧,未来的捷克历史学家从中还可以得到好处!他们能在警察的档案里找到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平,那全都被录在磁带上了!您知道,一个文学史家为重构伏尔泰、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性生活要费多大的力气?而捷克作家却丝毫不用担心,一切都记录下来了。哪怕是最轻微的一声叹息。”

接着,他转向想象中藏匿在墙里的麦克风,提高声音说道:“先生们,在这样的场合,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并谨以我个人以及所有未来历史学家的名义感谢你们。”

三个人都笑了,接着,记者开始长时间地谈论他的周刊被禁的始末,谈起当初构思这幅漫画的画家如今在干什么,谈起捷克其他画家、哲学家、作家如今在干什么。俄国入侵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工作,成了擦洗玻璃的、看停车场的、门房守夜的、给公共建筑烧锅炉的,最好的是开出租车的,因为这还需要门路。

记者说的一切并非没有意思。然而托马斯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到他的话上。他在想他的儿子。他想起近几个月来,他常在路上遇到他。显然,那不是偶然的。让他吃惊的是,儿子愿跟受迫害的记者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自然而然地推断儿子一定是受了她的影响。他对他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他跟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当着陌生人的面提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陈述:“说到底,我们心想该做点什么了。”

“你们想干什么?”托马斯问。

儿子这当儿插了进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儿子说话。他惊奇地发现儿子说话结巴。

“根据我们的了解,”他说,“政治犯受尽了折磨。有几个人的情况极其危急。于是,我们想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知名的、目前说话还有一定分量的知识分子签名,这或许是件好事情。”

不,这不是结巴,更像是在打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无意中像是在强调。他自己也显然觉察到了,因为两颊刚恢复到正常颜色,顷刻间又变得通红。

“你们是希望我向你们指出几个我行当里的人选,你们好去找?”托马斯问。

“不,”记者笑了,“我们要的不是您出主意,而是您的签名!”

他再次觉得荣幸!他再次感到幸福,人们还没忘记他是个外科大夫!他谦逊地推辞道:“听着!他们把我赶了出来,这并不就代表我是个有名的大夫啊!”

“我们不会忘记您发表在我们周刊上的文章。”记者微笑着对托马斯说。

儿子低声说:“没错!”话中含着热情,托马斯可能没有觉察。

“我不认为,”托马斯说,“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能帮助政治犯。应该让那些还没失宠的,对当权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影响的人来签名。您不这样看吗?”

“他们当然应该签名!”记者说,说罢一笑。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那是已经相当明察事理者的笑:“只是,这些人绝不会签名!”

记者紧接着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找他们!不让他们出丑,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心肠,”他说,“我想让您听听他们的理由,真是妙极了!”

儿子笑了,以示赞同。

记者接着说:“显而易见,他们会声称赞同我们的所有行为,只是,他们说,要采用别的方式:采用一种更理智、更谨慎的策略。他们害怕签名,如果不签,又怕我们觉得他们不好。”

儿子和记者一起笑了。

记者递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文字简短,以相当谦恭的口吻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政治犯。

托马斯试图很快理出个思绪:赦免政治犯?很好。难道某些被当局抛弃的人(潜在的政治犯)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政治犯就能获得赦免?这类请愿书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犯不会被赦免,即便当局碰巧打算释放他们。

思路被儿子打断了:“主要目的是要让人明白,这个国家里还有一帮男女无所畏惧,要表明谁跟谁站在一起,要好麦与毒麦分清楚。”

托马斯在思索:是的,没错,但这和政治犯有何干系?要求大赦和分清好麦与毒麦,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您在犹豫,大夫?”记者问。

是的,他在犹豫。但他害怕说出来。战士在对面墙上用指头威胁他,说:“你还在为加入红军而犹豫?”或是说:“你还没在《两千字书》上签名?”或者:“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或者还有:“你不愿在大赦请愿书上签名?”无论说的是什么,都是在威胁。

对于那些认为应该赦免政治犯,却寻求千般借口不愿签名的人,记者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理由只是托辞,后面潜藏着怯懦。那么,托马斯能说什么呢?

沉寂许久,这回是托马斯笑着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墙上的画,说:“瞧这家伙,他在威胁我,问我要不要签名。在他的目光下很难思考!”

三个人笑了一阵。

托马斯接着说:“很好。我要考虑考虑。咱们过几天再见面?”

“我很乐意见您,”记者说,“但请愿书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想明天把它递交给总统。”

“明天?”

托马斯想起胖警察,他曾递给他一纸文书,要他告发的恰正是个翘下巴的男人。大家都逼迫他签名,在不是他自己写的东西上签名。

儿子说:“既然如此,没有必要再考虑了!”

言词逼人,语调却近乎恳求。这一次,他们相互对视,托马斯注意到,当儿子专注地看东西时,上唇左角会微微翘起。这一翘,他很熟悉,当他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胡子有没有刮干净时,在自己的脸上常见这种表情。看到它出现在别人的脸上,一种不快的感觉油然而生,他难以抑止。

一个人要是一直和孩子在一起生活,彼此的相似之处,早已习以为常,有时注意到了,也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会觉得有趣。但,这是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和儿子说话!在坐在对面的人嘴上见到这一翘,他还真的不习惯!

假设您的一只手被截下来,移植给别人。一天,某人在您对面坐下,用这只手对着您的鼻子指指划划,您大概会觉得那东西很可怖。尽管您很熟悉它,尽管那是您自己的手,您还是怕它碰到您。

儿子紧接着说:“我希望,你站在受迫害者一边。”

整个谈话过程中,托马斯一直在琢磨儿子会用“您”还是用“你”来称呼他。儿子也一直字斟句酌,避免选择。这次,他终于作出了选择。他用的是“你”,托马斯突然间确信,整个这场戏,跟赦免政治犯毫无关系,儿子是个赌注:如果他签了名,二者的命运就此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多多少少不得不和他接近。如果他不签,他们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就像从前一样,但,这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而是儿子的意思,由于父亲怯懦而不再认他。

他仿佛一个棋手,无法挽回败局,惟有放弃。不管怎样,签还是不签,结局都完全一样。这不会使他的命运有丝毫改变,政治犯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把它给我。”他说,说着拿过了那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