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阮读书

第三章 · 1

[日]村上春树2019年02月24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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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了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轻便运动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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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的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地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了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1]。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2]、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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