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大夫来到我们家，交给爸爸一封推荐信，谁也不知道信是从哪儿来的。随后，他留在我们家，成天吃青草，一看见女人就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眼珠子都差一点要瞪出来。要是没有这些事，我现在待在这间屋子里会十分坦然。可是，这场报应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只不过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满三十周岁的这个该死的闰年。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孩子，这件事总得办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几个瓜希拉人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柄锤子和一盒钉子。他们把东西撂在桌上，没去钉棺材，而是一屁股坐在刚才停尸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静，不过，他不像是心里没有一点事，而是无可奈何。他的平静是内心焦躁的人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而强装出的平静，和棺材里那具死尸的平静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转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东西挪来挪去。看得出来，在表面的平静下，他的内心十分激动和焦急。

我发现屋里有几只苍蝇，忽然想到棺材里可能也尽是苍蝇。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棺材盖还没钉上。这种嗡嗡声——起先我以为是邻居家电风扇的声音——说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苍蝇乱撞棺材板和死人脸发出来的。我摇了摇脑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床上仿佛没有人，只有四支雪茄的红火头。屋里又闷又热，时间停滞不动，苍蝇嗡嗡乱叫，弄得我头昏脑涨。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也会这样的。你也会躺在一口满是苍蝇的棺材里。现在你还不到十一岁，可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被人抛进一口满是苍蝇的木匣子里。”我伸直两条并拢的腿，瞧着漆黑发亮的靴子。“鞋带松了。”我心里想，抬头看了看妈妈。她也看看我，弯下身子来给我系鞋带。

从妈妈的头上飘散出一股热烘烘的柜橱里的霉味儿。闻到这股糟木味儿，我又想起了闷在棺材里的难受劲儿。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到街上去透透气，哪怕呼吸几口灼热的空气也好。想到这儿，我使出了我的撒手锏。妈妈正要直起腰来，我小声地说：“妈妈！”她笑了笑，说：“啊。”我俯下身子，贴近她棱角分明、闪闪发光的脸，哆哆嗦嗦地说：“我要到后面去一趟。”

妈妈叫了声外祖父，跟他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外祖父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动不动。他走过来对我说：“懂点事，现在不能去。”我伸了个懒腰，老实下来了，不能去就不去呗。唉，真是慢死人。刚才还快一些，一件事跟着一件干。妈妈又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肩头，问我：“过去了吗？”她说话的声音很严厉，口气挺硬，似乎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责备我。我的肚子本来硬邦邦的，妈妈这一问，反而把我的肚子问软了，又满又松弛。周围这些事，还有妈妈的那股厉害劲儿，真教人恼火，我不由得要顶撞几句。“没有，”我说，“还没过去。”我使劲地揉了揉肚子，打算再用脚跺跺地板（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但脚往下一踹，底下空空的，离地还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的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拿着顶宽沿帽，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儿，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然后又咳嗽了一阵儿，一边咳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木板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但恐怕墙壁就要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像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就坐在大街上了，头顶着毒日头，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居然应声开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四处闻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这牢笼里找了个最阴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儿去看看咱们家。”于是，在她的怀抱中我又看到了小镇，好像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阴凉。从这里望过去，我似乎觉得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噩梦时，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像是刚剃过头，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衬衣，满身大汗，表情怪模怪样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我们不能断定他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辞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大概在想：“这样总不能说我目无法纪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教他明白我看到了他思想的最深处。我说道：“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而他好像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答道：“上校，您是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是在行使我的职权。”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公务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既然法律都站在您那边，您大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滥用职权。”听他这么说，我意识到，他虽然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儿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而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再没开过。门外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的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群体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栋房子里腐烂发臭吧！

一连十年，他连镇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里下毒。他和他那个印第安姘妇在院子里种瓜种菜，十年当中就靠着瓜菜充饥。十年前他不肯对镇上人发善心，现在全镇的人也不肯对他发善心。得知他死讯的马孔多（今天早上大家醒来的时候，一定都比往常感到轻松愉快），人人都准备欢庆这件期待已久、值得庆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只盼着从那扇十年前没打开的大门后飘散出死人腐烂的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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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镇居民对着干，多管这档子闲事。现在是惹得天怒人怨。仇恨未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就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地阻挠我的主意。刚才安赫尔神父对我说：“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公墓。您要是撒手不管这件事，主一定会保佑您的。这可不是行善积德，而是违抗天意的罪过。”我说：“圣经上说，安葬死人是积德的事。”安赫尔神父说：“对是对，可这不是我们的事，是卫生局的事。”

来的时候，我把那四个在我家里长大的瓜希拉长工叫了来，还把女儿伊莎贝尔强拉来陪我。这么一来，丧事多少有点儿家庭气氛，有点儿人情味。要是我一个人拖着尸体走过镇上的大街小巷，直送到墓地，那岂不是有点硬逞强，甘犯众怒吗？自从本世纪初以来，镇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我都亲眼见过，我知道马孔多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虽说我上了年纪，是共和国的一名上校，腿脚不灵便，又为人耿直，可是人们照样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们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儿，毕竟她是妇道人家嘛。我这么干是为了我自己，或许也不是为了让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为了履行一个神圣的诺言。我把伊莎贝尔带来，不是因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来行善。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估摸着她也是这个想法）。现在我们三个人待在这里，共同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尸体可能还悬在梁上。其实那几个瓜希拉长工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装裹好了。他们也许认为这事耽搁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等着把棺材抬来了。女儿和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心想大夫可能会留下点儿东西，说明他为什么要寻短见。文件柜开着，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片，可没有一张是他写的。柜子上放着那张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张表格。当时他打开那只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们全家的衣服），里面只有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显然不是他的，他满口牙齿长得又结实又齐全）、一张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纸张，都是积满灰尘的旧纸。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副假牙。由于长期搁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尘土，已经发黄了。在小桌子上，熄灭的灯旁，有几捆未启封的报纸。我看了看，都是法文报纸，最新的是三个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还有几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里想：自从镇上的人给他下了判决书，他已经九年没有打开报纸了。从那时起，他便放弃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后一点联系。

那几个瓜希拉长工把棺材抬了进来，把尸首入了殓。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来的那天，曾经当面交给我一封推荐信。信从巴拿马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我的。当时正是大战后期，上校担任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我又在那只黑黢黢的无底箱里把七零八碎的东西翻腾了一遍。箱子丢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上锁，里面装的还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是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一张照片和一张裱糊好的旧表格。在盖上棺盖以前，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扔进棺材里。照片还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儿，这次几乎还在哪儿。这是一张佩戴勋章的军人的银版照片。我把照片扔进棺材，把假牙也扔了进去，最后把表格也扔进去了。扔完了以后，我对那四个瓜希拉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盖上棺材盖。我想：现在他又要去旅行了。这最后一次旅行理所当然地要带上他前一次携带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终于得到了安息。

我检查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落下了一只鞋。我手里拿着鞋子，向长工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又把棺材盖抬了起来。这时候，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即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什么草，大夫？”他带着浓重的鼻音，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