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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二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2018年07月16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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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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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觉。”他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堂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像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太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这句话。

“浑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

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堂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堂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堂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堂萨瓦斯一点一点欠起身来,怕的是情绪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了?”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堂萨瓦斯像小鸟啄食似的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像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拿定主意问堂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堂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便吃得兴味索然。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

“话虽如此,”大夫反过来说,“我还是很担心。像今年十月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的饮食起居都不太合适。”

“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神父说。

大夫背过身去,眺望窗外阴暗的河流。“我想问一问,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么多年,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

他沉默半晌,又问:

“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

“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晚上我都有这种感觉,”安赫尔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第二天要更加努力从头干起。”

神父站起身来。“快六点了。”他说着,打算离开诊所。大夫站在窗前没动窝,只是伸出一只胳臂拦住神父,说:

“神父,这几天晚上,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安赫尔神父觉得心里一股怒火直往上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您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大夫。”他道声“晚安”,走了出去,轻轻地关好屋门。

诵经的时候,神父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关上教堂的大门,米娜走过来告诉他,两天内只逮住一只老鼠。神父似乎觉得,特莉妮达不在的这些日子,老鼠大量繁殖,简直要把教堂挖塌了。米娜放了老鼠夹子,在奶酪里下了毒药。神父还亲自帮她追踪老鼠,发现新鼠洞,用沥青把洞堵死。结果都无济于事。

“干活嘛,要有信心,”神父对米娜说,“老鼠一定会像羊羔一样乖乖地上夹子的。”

入睡之前,神父躺在光秃秃的凉席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他心里十分明白,大夫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一种失败的情绪暗暗攫住了他。他感到忐忑不安,教堂里老鼠成群结伙地窜来窜去,自从宵禁以来,全镇陷于可怕的瘫痪状态。这一切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的头脑不停地旋转,他记起了一件最怕忆及的往事。

那是他刚刚来到镇上的时候。一天半夜,有人把他叫起来,请他在诺拉·德哈科夫临终前再去拉她一把。他走进一间卧室,只见床头摆着一个十字架,靠墙根放着好几把空椅子,仿佛在迎接死神的到来。在那里,他听了一次戏剧性的忏悔。诺拉·德哈科夫奄奄一息,她讲得非常冷静、简短而又详尽。她坦白说,她的丈夫奈斯托尔·哈科夫不是那个刚刚出世的女儿的父亲。安赫尔神父说,她要想得到宽恕,必须当着她丈夫的面把刚才忏悔的话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