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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让·瓦尔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 · 二十

[法]雨果2019年03月14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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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有理而活人没错

街垒就要开始垂死挣扎。

一切都促使这最后时刻达到悲壮;空气中千百种神秘的爆裂声,部队在看不见的街道中行进的呼吸声,骑兵间歇的奔驰声,炮兵行进时沉闷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炮声,在巴黎这座迷宫中交织,战场的硝烟升上屋顶,呈金黄色,远处说不清的可怕喊声隐约传来,处处是危险的闪光,圣梅丽的警钟如今具有呜咽的声调,季节温馨,阳光灿烂、白云朵朵的天空光彩夺目,美好的日子,房屋却寂静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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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昨天起,麻厂街的两排楼房变成了两堵墙;两堵凶险的墙。门关户闭,护窗板也关严了。

这个时代与今日大相径庭,一旦民众要结束一种持续过久的局势,结束赐予的宪章或合法的国家,一旦空气中散布普遍的愤怒,一旦城市同意起出铺路石,一旦起义在市民耳边说出口令,使他们微笑,那么暴动就深入人心,居民成了战斗者的助手,楼房同临时搭起、依附其上的堡垒亲密合作。而当局势没有成熟,起义没有得到坚决的认同,群众不赞成行动,那么战斗者就要完蛋,城市在起义的周围形成荒漠,心灵变得冰凉,避难地封闭起来,街道成了隐蔽地带,有助于军队夺取街垒。

不能出其不意,让老百姓比所希望的前进得更快。想强迫老百姓做事的人要倒霉!人民不会任人摆布。那时,人民就会抛弃起义。起义者就变成鼠疫患者。一座楼房是一面峭壁,一道门是一个拒绝,住宅的正面是一堵墙。这堵墙在看,在听,但不肯接受。门可能会打开一点,让你逃命。不。这堵墙是一个法官。他看着你,判决你。这些关紧的楼房是多么阴暗的东西啊!它们好像死了,其实却活着。里面的生命仿佛暂时中止,却仍然坚持下去。二十四小时以来,没有人从里面出来,但里面一个人也不缺少。在这块岩石内部,人们走来走去,睡觉,起床;全家人聚在一起;在里面吃喝;在里面担惊受怕,多么恐怖啊!出于恐惧,这样可怕地谢绝入内是可以原谅的;恐惧混杂了惊慌失措,情有可原。有时甚至可以见到,恐惧变成偏见,惊恐转成狂怒,就像谨慎变成狂热;由此出现这深刻的话:“稳健的人发狂。”恐惧之极的火焰,会从中冒出阴森森的烟,那就是愤怒。“这些人想干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满意过。他们连累到生活平静的人,好像这种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让他们自己脱身吧。他们活该倒霉。这是他们的错。他们自作自受。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可怜的街道可是弹痕累累了。这是一伙无赖。千万不要开门。”楼房呈现出一副坟墓的模样。起义者在这道门前面奄奄一息;他看到霰弹爆炸,军刀出鞘;如果他叫喊,他知道有人听得见,但不会来营救;那里有墙,本来可以保护他,那里有人,本来可以救活他,这些墙壁长着有血有肉的耳朵,这些人却铁石心肠。

要指责谁呢?

指责不了任何人,又可以指责大家。

要指责我们生活的不完美的时代。

乌托邦转为起义,从哲学的抗议转为武装抗议,从密涅耳瓦转为帕拉斯〔31〕,总是要冒风险。急躁冒进,变为暴动的乌托邦,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它几乎总是来得太早。于是它忍让,忍气吞声接受灾难,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言,为否定它的人效劳,甚至还为他们辩解,它的崇高就在于同意遗弃。它对障碍是不屈服的,而它对忘恩负义却是温和的。

〔31〕 密涅耳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雅典娜。她由海神抚养,与海神的女儿帕拉斯一起长大。她在比武中误杀帕拉斯,为了悼念女友,取名帕拉斯·雅典娜。

况且这是忘恩负义吗?

从人类的角度看,是的。

从个人的角度看,不是的。

进步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总体生活叫做进步;人类的集体步伐称为进步;进步在向前;它使人在世间的漫长旅行走向至上和神圣;它有停歇的时候,这时,它重新集合落伍的人群;它有停歇站,这时,它在思索,面对某个光辉的迦南突然展现远景;它有黑夜,这时它睡觉;思想家看到黑暗笼罩人的心灵,在黑暗中摸索,却不能唤醒沉睡的进步,便焦虑万分。

“天主也许死了,”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32〕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和天主混为一谈,将运动中断看作天主之死。

〔32〕 奈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小说家,著有《火的女儿》等。

绝望的人是错误的。进步肯定要醒过来,总之,可以说,进步在向前,甚至在它睡着的时候,因为它长大了。看到它站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它更高大。进步如同江河,想始终保持平静都不可能;决不要筑起水坝,不要投下岩石;障碍会激起水沫,使人类激动。由此引起混乱;但在混乱之后,会看到事实上又前进了一段路。进步总是以革命划分阶段,直至建立天下太平的秩序,直至和谐与一致占统治地位。

进步究竟是什么?上文已经说过。就是各国人民持续不断的生活。

然而,有时个人的暂时生活,会与人类的永恒生活相抵触。

我们无须痛苦地承认,个人有自身明确的利益,造成这利益并保卫它,并非大逆不道;现在有大量可以原谅的自私自利;暂时的生活自有它的权利,不必不断地为了未来作出自我牺牲。轮到目前在人世走一趟的一代人,用不着为了后代缩短自己的路程,毕竟后来人也会轮到走自己的路。“我存在,”称为大家的人喃喃地说。“我年轻,我恋爱,我老了,我想休息,我是家长,我工作,我兴旺发达,我做的是好买卖,我有房子出租,我有钱投放给国家,我生活幸福,我有妻室子女,我爱所有这一切,我想生活,让我安静吧。”因此,在某些时刻,对人类高尚的先锋队,会有深深的冷淡。

另外,应该承认,一旦打仗,乌托邦就走出它灿烂的领域。它作为明天的真理,从昨天的谎言借取它的方法,即战斗。它作为未来,像往昔一样行动。它作为纯洁的思想,变成粗暴行为。它在自身的英雄主义中,掺杂了它理应负责的暴力;这种廉价的权宜之计的暴力,与原则相悖,必然受到惩罚。走到起义和战斗这一步的乌托邦,手里握着旧军事法典;它枪毙密探,处决叛徒,消灭活人,把他们投入闻所未闻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严峻的东西。乌托邦似乎不再相信光明,其实这是它不可抵御和不可腐蚀的力量。它挥舞利剑砍杀。可是,没有单锋剑。凡是剑都是双刃的;用一面剑刃伤人,另一面也伤害自己。

作过这点保留,而且是十分严肃的,我们就不可能不赞赏未来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忏悔师,不管他们成功与否。即令他们失败了,他们还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也许正是在失败中,他们更显崇高。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各国人民的鼓掌;但是,一次英勇的败北,则值得同情。前者是壮美的,后者是崇高的。对我们来说,更喜欢殉难者而不是胜利者,约翰·布朗〔33〕比华盛顿更伟大,皮萨卡纳〔34〕比加里波第更伟大。

〔33〕 约翰·布朗(1800—1859),美国黑人起义领袖,反对奴隶制。

〔34〕 皮萨卡纳(1818—1857),意大利爱国者。

应该有人站在战败者一边。

当这些未来的伟大尝试者遭到失败时,世人对他们是不公正的。

有人指责革命者散布恐慌。凡是街垒都像是行凶。有人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惧怕他们私下的盘算,揭露他们的意识。有人谴责他们反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象,却筑起、搭起、堆起大量的贫困、痛苦、不公、抱怨、绝望,从底层挖出大团的黑暗,筑成雉堞来战斗。人们对他们喊道:“你们起出了地狱的铺路石!”他们可以回答:“正因如此,我们的街垒是由良好愿望建造的。〔35〕”

〔35〕 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愿望铺成的。”

当然,最好是和平解决。总之,要承认,人们一看到铺路石,就想到熊罴,社会担心的是良好意愿。但是,拯救自身取决于社会;我们呼吁的正是社会自身的良好意愿。用不着使用任何猛药。要以平和的方式研究病痛,加以诊断,然后治好它。我们敦请社会这样做。

无论如何,即使倒下,尤其是倒下,他们还是崇高的,这些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目光盯住法兰西,以理想不可变更的逻辑,为伟大事业而奋斗;他们为了进步,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意愿;他们做出的是严肃的行动。时候一到,他们就像演员接台词那样不考虑自身,服从神圣的剧情,走进坟墓。这场没有希望的战斗,这种坚忍不拔的牺牲,他们接受是为了将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不可抵挡的、壮丽的人类运动,导向普天下实现光辉的、最高的成果。这些斗士是教士。法国革命是天主的一个行动。

我们在另一章已经指出了种种差别,另外还应该补充,有的起义被人接受,称为革命,有的革命被人拒绝,称为暴动。一场起义爆发,这是一种思想要经过人民检验。倘若人民让黑球落下来,这种思想就是干瘪的果实,起义就是鲁莽的行动。

各国人民并不像乌托邦所期望的那样,一听到号召就投入战斗。各民族并非任何时候总是具有英雄和殉难者的气质。

他们是讲求实际的。一开始,他们对起义反感;首先,因为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灾难,其次,因为起义的出发点总是抽象概念。

又因为这一点是美好的:献身的人总是为理想,也仅仅为理想而献身。起义是一股热情。热情可以变成愤怒;于是拿起武器。可是,凡是瞄准政府和制度射击的起义,目标更高。比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起义的领袖,特别是麻厂街热血沸腾的青年,攻击的恰恰不是路易-菲力普。大部分人坦率交谈时,公正评价这个半主张君主制,半主张革命的国王的品质;没有人憎恨他。但是,他们攻击路易-菲力普身上代表的拥有神圣权利的幼支,如同攻击查理十世身上代表的长支;上文已经解释过,他们在法国推翻王权,是想推翻全世界人对人的剥削和特权对民权的剥夺。没有国王的巴黎,与此相应的是没有独裁的世界。他们是这样议论的。他们的目标无疑很遥远,也许十分朦胧,而且在努力面前退缩;但是目标伟大。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为这些幻象献身,对于献身者,这些幻象几乎总是幻想,不过,总的来说,是掺杂人类信念的幻想。起义者给起义诗意化和镀金。他们投身到这些悲惨事件中,沉醉于要进行的事业。谁知道呢?他们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很少,面对一整支军队;但他们保卫权利、自然法则、每个人都不能放弃的自主权、正义、真理,必要时像三百个斯巴达勇士那样战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奥尼达斯〔36〕。他们勇往直前,一旦投入战斗,就决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取得空前胜利,完成革命,这样,进步又获得自由,人类更加崇高,世界获得解放;最糟的不过是成为温泉关的战士。

〔36〕 莱奥尼达斯(死于公元前480),斯巴达国王,以三百人守卫温泉关而献身。

这些为进步进行的战斗往往失败,原因正如上述。群众不肯跟随这些斗士。这些迟钝的群众,人数众多,正因迟钝而脆弱,害怕冒险;而理想中有冒险。

再说,不要忘记,利益摆在那里,同理想和感情不大投缘。有时,肚子要使心脏瘫痪。

法国的伟大和美好,在于她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大腹便便;她扎起腰来更容易。她头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着。她一往无前。她是探索者。

因为她是艺术家。

理想不过是逻辑的顶点,同样,美不过是真的顶点。爱好艺术的民族,也是始终不渝的民族。爱美,就是寻求光明。因此,欧洲也就是文明的火炬,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这是些充当尖兵的神圣民族!Vitai Lampada tradunt〔37〕。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它进步的因素。文明程度是以想象力的多寡来衡量的。不过,一个文明民族应该是雄健的民族。科林斯人是的;锡巴里斯〔38〕人不是的。柔弱的人要退化。既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不要当演奏能手,而应该成为艺术家。在文明方面,不应过分讲究,而应崇高。这样的话,要给人类提供理想的指导。

〔37〕 拉丁文,他们传递生命的火炬。引自拉丁语诗人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38〕 锡巴里斯,意大利古城,约建于公元前8世纪,以奢华和风俗自由闻名。

现代的理想在艺术中找到典范,在科学中找到方法。正是通过科学,人们实现了诗人的庄严幻象:社会的美。通过A+B,重建伊甸园。文明达到目前这一步,精确成为辉煌必不可少的因素,艺术感不仅得到科学手段效力,而且由它加以补全;梦想应该计算。艺术是征服者,应当以健步行走的科学为出发点。重要的是坐骑的稳固。现代精神,这是以印度天才为马车的希腊天才;这是骑在大象身上的亚历山大。

在教条中僵化,或者被利益败坏的民族,不能引导文明前进。对偶像或金钱顶礼膜拜,就要使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前行的意志衰退。一个民族沉迷于宗教仪式或者生意经,就要缩小光华,降低水平,压低视野,丧失使民族能肩负传播使命、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神兼有的智慧。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没有理想。雅典和罗马即使经历历代的沉沉黑夜,也具有并保持文明的光环。

法国同希腊和意大利是同样优异的民族。论美,她是雅典型的,论伟大,她是罗马型的。另外,她是善良的。她奉献自身。她比其他民族性格更加忠诚,乐于牺牲。只不过,这种脾性忽冷忽热。对于那些当她只想走时却想跑,当她想停止时却想走的人来说,这里有着巨大的危险。法国重犯过物质主义的错误,在某些时刻,充斥这崇高的头脑里的思想,一点儿不能令人想起法兰西的伟大,只有密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的狭小范围。有什么办法呢?巨人装作侏儒;广阔的法国也有卑微的任性。如此而已。

对此,无可厚非。人民同星辰一样,有权利隐没。只要光明重现,隐没不变成黑夜,一切还是好的。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重现与自我的坚忍不拔是相同的。

让我们冷静地对待这些事实。战死在街垒上,或者在流亡中进入坟墓,这对于献身来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献身的真正名字是无私。被抛弃的人听其自然,被流放的人也听其自然,我们只限于恳求伟大的民族后退时不要后退得太远。不应在回到理性的借口下,在下坡路上滑得太远。

物质存在,分秒存在,利益存在,肚子存在;但肚子不应是惟一的智慧。暂时的生活有它的权利,我们同意这一点,可是持久的生活也有它的权利。唉!上升,这并不妨碍跌下来。历史上所见的事例比人们期望的更多。一个民族盛极一时;它尝到理想的滋味,然后它陷入泥潭咀嚼,而且感到这很好;如果有人问它,它怎么会抛弃苏格拉底,而看中福斯塔夫,它会回答:“这是因为我爱政客。”

回到混战之前,再说几句话。

我们此刻叙述的这样一场战斗,只不过是朝理想发展的一阵痉挛。受到阻碍的进步是病态的,它有这种悲惨的癫痫。进步的这种病,就是内战,我们在叙述过程中要遇到它。这是这出惨剧必然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间休息,主要人物是一个被社会判决的罪人,真正的剧名是《进步》。

进步!

我们常常发出的这一喊声,是我们的全部思想;我们看到的这场惨剧,它包含的思想虽然还要经受不止一次考验,但也许至少允许我们让它的光亮清晰地透射出来,如果不让掀起幕布的话。

读者此刻阅读的这本书,不管怎样断断续续,存在例外或欠缺,但是从头至尾,在整体和细节上,写的是从恶走向善,从错误走向正确,从假走向真,从黑夜走向白天,从欲望走向良知,从腐朽走向生命,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从虚无走向天主。出发点:物质;终点:灵魂。起始是七头蛇,结尾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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