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和笑的切口

可见，全部切口，不管是四百年前的切口，还是今天的切口，都渗透了晦涩的象征精神，使每个词有时具有忧伤意味，有时咄咄逼人。可以感到当年“奇迹宫廷”的乞丐玩纸牌时忧郁而凶恶的神情，那些纸牌游戏是他们特有的，有几副保存至今。比如，梅花八画了一棵大树，有八片巨大的梅花叶，这是森林的奇异化身。树根旁可以看到一堆点燃的火，三只野兔在铁扦上烤着一个猎人。后面另一堆火上，有一只冒热气的锅，从里面露出一只狗头。在纸牌上画着烧烤走私者，锅里烹煮伪币制造者，没有什么比这种报复更骇人听闻的了。在切口的王国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不论歌曲、嘲笑或威胁，都具有这种无可奈何和意气消沉的特点。所有歌曲都谦卑而悲切，催人泪下；有几首曲调被人搜集下来。匪徒叫做“可怜的匪徒”，他总是东躲西藏的兔子，仓惶逃命的老鼠，惊飞的雀儿。他刚要祈求，便又仅仅叹息一声；其中一声呻吟传至我们：Je n’entrave que le dail comment meck，le daron des orgues，peut atiger ses momes et ses momignards et les locher criblant sans être atigé lui-même〔23〕。可怜的人每当有工夫思索，在法律面前自惭形秽，在社会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趴在地上哀求，乞怜；让人感到他知道做错了。

〔23〕 我不明白，人类的父亲——天主会折磨他的孩子和孙子，让他们叫喊，自己却不难受。——原注

大约在上世纪中叶，出现了变化。监狱的歌曲，盗贼的老调，可以说具有一种放肆、快活的格调。哀怨的“马吕雷”被“拉里弗拉”代替。十八世纪，几乎在所有的帆桨战船、苦役场和监狱的歌曲中，又找到恶狠狠的、神秘的快乐。可以听到尖厉、跳荡的叠歌，仿佛闪耀着磷光，由吹木笛的鬼火扔在森林里：

米拉巴比，苏拉巴博，

米利通　里蓬　里贝特，

苏拉巴比，米拉巴博，

米利通　里蓬　里博。

在地窖或树林里一面掐死人，一面唱这首歌。

严重的征兆。十八世纪，这些悲惨阶层自古以来的忧郁消失了，他们开始发出笑声，嘲笑天主与国王。例如对路易十五，他们把法国国王称为“庞丹侯爵”〔24〕。他们几乎是快活的。从这些悲惨的人身上发出一种微光，好似他们的良心上不再有重负了。这些可悲的黑暗匪帮，不仅在行动上有拼死一搏的胆量，而且在精神上有无所顾忌的大胆。这种征兆表明他们丧失了犯罪感，也表明他们感到在思想家和幻想家中获得说不清、不自觉的支持。这种征兆表明偷盗和抢劫开始渗透到某些学说和诡辩术，减少了一点丑恶，却给诡辩术和这些学说带来许多丑恶。最后，这种征兆表明，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排遣，不久就会惊人地爆发出来。

〔24〕 庞丹是巴黎的公墓。

这个话题打住一下。我们在这里指责谁？是十八世纪吗？是这个世纪的哲学吗？自然不是。十八世纪的著作是健康的，优秀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果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空想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大踏步走向光明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的四支先锋队，迈向进步的四个主要问题，狄德罗迈向美，杜尔果迈向实用，伏尔泰迈向真，卢梭迈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旁边和下面，还有诡辩家，这是混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原始森林中的毒芹。正当刽子手在法院的主楼梯上焚烧上个世纪宣扬解放的伟大作品时，今日已被遗忘的作家得到国王的特许，发表具有瓦解作用的怪书，那些悲惨的人贪婪地阅读。奇怪的是，有几部得到一位王爷赞助，收藏在《秘密文库》里。这些事实深藏不露，不为人知，表面上看不出来。有时，一件事实的危险就在于鲜为人知。因为是暗地里发生的，所以密不透风。在这些作家中，当时在群众中挖掘最有害的通道的，也许是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25〕。

〔25〕 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1734—1808），法国作家，受卢梭影响，作品卷帙浩繁，其中有《堕落的农民》、《尼古拉先生》等，对下层社会有广泛的反映。

这项工作适用于全欧洲，在德国造成的破坏超过其他地方。在德国，席勒的名剧《强盗》所概括的时期里，偷盗和抢劫作为反抗财产和劳动而出现，吸收了某些最简单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正确实质荒谬的思想，用这些思想包装起来，可以说隐蔽其中，采用一个抽象名称，进入理论范畴，以这种方式在朴实的劳苦大众中流传，连配制这种混合剂的不慎化学家也没有觉察，连接受的群众也茫然无知。每当出现这类事实，后果都是严重的。痛苦产生愤怒；正当富有阶层像睁眼瞎子，或者安然入睡，总之闭目塞听时，穷苦阶层的仇恨，碰到在角落里沉思的苦闷或失去理智的人，燃起了火把，开始审察社会。仇恨的审察，这是可怕的事！

倘若时运不济，就要发生从前所谓雅克团的惊人动乱，相较而言，纯粹的政治动荡不过是儿戏，那已不再是受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困苦反对舒适的暴动。于是一切分崩离析。

雅克团是人民的地震。

约莫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在欧洲迫在眉睫；却被法国大革命这一声势浩大的义举阻止了。

法国大革命无非是用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巍然耸立，猛然一击，既关上恶之门，又打开了善之门。

它指出了问题，宣布了真理，驱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给人民加冕。

可以说，它第二次创造了人，给了它第二个灵魂，即民权。

十九世纪继承和利用了它的成果，今天，上述指出的灾难，说实话，不可能发生了。指责它的人是瞎子！惧怕它的人是傻子！革命是预防雅克团的疫苗。

由于革命，社会状况改变了。我们的血液里不再有封建君主制的病毒。我们的肌体里也不再有中世纪的成分。可怕的蚁群突然闯进来，脚下听到沉闷的黑暗中的奔突，文明的表面难以形容地隆起鼹鼠的地道，大地裂开，岩洞之顶开了口，从地底突然冒出鬼怪的头颅，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革命感是一种精神感觉。民权感得到发扬，便发展责任感。所有人的法则是自由，根据罗伯斯比尔出色的定义，它在他人自由开始的地方结束。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在个体崇高化中扩大；有了自己的权利，穷人就有了光彩；快饿死的人内心感到对法国的坦荡；公民的尊严是内心的盔甲；自由的人是审慎的；有选举权的人在统治。由此产生不可腐蚀性；由此贪得无厌注定失败；由此面对诱惑，目光勇敢地低垂。革命的净化效果突出，七月十四日，八月十日，这样的解放日一过，就再也没有贱民了。受到启迪、成长起来的群众发出的第一声叫喊是：处死盗贼！进步是个有教养的人；理想和绝对不做小人。一八四八年，运载杜依勒里宫的财宝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由圣安东尼郊区的拾荒者。破衣烂衫给财宝站岗。美德使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大放光彩。在这些货车上，有的箱子没有关严，甚至有的半开半闭，在光辉夺目的珠宝匣中，有缀满钻石的法国古老王冠，顶端那颗代表王权和摄政权的红宝石价值三千万。赤脚汉守卫这顶王冠。

因此，再没有雅克团了。我对那些机灵鬼感到遗憾。往昔的恐惧起了最后一次作用，今后不可能对政治起影响了。红发鬼的大弹簧断裂了。现在已众所周知。吓人的玩意儿再也吓不了人。鸟儿同稻草人混熟了，上面的鸟粪生了虫子，市民当作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