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制蹩脚

但是，圣贤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〇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者就来拆沉船。

在本世纪，机灵者自封为政治家；以致政治家这个词最终有点成为一个行话的词。的确，不要忘记，哪里有机灵，哪里就必然有卑劣：机灵者，意思是说庸俗的人。

同样，政治家，有时等于说：不讲信义的人。

照机灵者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动脉；必须马上结扎。过于庄严地宣布的民权动摇了。因此，民权一经确立，就必须巩固国家。自由一经确认，就必须想到政权。

这里，圣贤还没有跟机灵者分道扬镳，但他们开始互不信任了。政权，是的。但首先，政权是什么？其次，政权从何而来？

机灵者好像没有听到喃喃地说出的异议，继续他们的活动。

这些政治家擅长给有利可图的设想戴上必须如此的假面具，据他们看来，在革命之后，倘若是在君主制的大陆，人民的第一需要，就是找到一个王族。他们说，这样，革命后人民便可以获得和平，就是说有时间包扎伤口，修葺家园。王族遮住脚手架，覆盖住野战医院。

然而，找到一个王族并非易事。

必要时，任何一个才智之士，任何一个有钱人，都可以做国王。第一种情况如拿破仑，第二种情况如伊图尔维德〔5〕。

〔5〕 伊图尔维德，墨西哥将军，1821年称帝，1823年下台，次年被枪决。

但是，并非任何家族都可以成为王族。必须是年代悠久的世族，几个世纪的地层褶皱不会即时产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带有条件的，在一次革命之后，从中产生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品质呢？他可以是革命的，而且这样有用，就是说亲身参加这场革命，不管是不是干预，是不是受牵连或因此扬名，是弄斧还是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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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族要有哪些品质呢？它应该是维护本国利益，就是说对革命保持一段距离，不采取行动，但接受思想。它应该年代久远，有历史渊源，前途无量，受到欢迎。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只满足于找到一个人物，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为什么后来的革命绝对需要找到一个家族，布伦斯维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王族就像印度的无花果树，树枝垂到地面就能扎根，变成一棵无花果树。每一分枝都能成为一个王族。惟一的条件是下垂到人民那里。

这就是机灵者的理论。

所以，伟大的艺术就在于此：给胜利多少配上一点灾难的音响，让得益的人也感到惊悸，每走一步都加上恐惧的佐料，增加过渡的弧度，放慢进步的速度，使这种曙光苍白一些，揭露和削减热情的激烈程度，去掉棱角和利爪，给胜利穿上棉袄，给民权穿上柔软的衣服，给高大的人民穿上法兰绒服装，让它快点睡觉，迫使这个精力过剩的人节食，把大力士看作初愈病人，将大事调和成权宜之计，给那些渴望理想的人喝些掺上药茶的美酒，采取措施防止过度成功，给革命安上遮光罩。

一八三〇年实践了这个理论，这在一八六六年的英国已经实施过。

一八三〇年是一场半途而止的革命。实现一半进步；实施准民权。然而逻辑不知道“差不多”的概念；绝对像太阳无视蜡烛。

是谁阻止半途而止的革命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满足了利益。昨天吊胃口，今天吃饱了，明天撑得过饱。

拿破仑之后一八一四年的现象，在查理十世之后一八三〇年重演。

企图把资产者当作一个阶级是错了。资产者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部分。资产者就是眼下有时间闲坐的人。一张椅子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想过早坐下，有可能阻挡人类的前进。这往往是资产者的错误。

它不是一个阶级，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自私自利不是分割社会等级的一个理由。

再说，即使对自私自利，也要公正，一八三〇年的震动以后，人民中所谓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渴望的状态不是掺杂了冷漠和怠惰并包含了一点羞耻的迟钝，也不是进入梦乡暂时忘却现实的睡眠，而是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这个词具有古怪的双重含义，而且几乎是矛盾的：前进中的部队，就是运动；到达一站，就是休息。

停止前进，这是力量修整；这是枕戈待旦的休息；这是大功告成又布上岗哨和保持戒备。停止前进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间歇。

这里所谓的战斗，也可以叫做进步。

因此，资产阶级和政治家一样，需要一个人表达这个词：停止前进。一个应运而生的人。一个有双重性的人，他意味着革命，又意味着稳定，换句话说，能明显地通过过去与未来并存，确立现在的人。

这个人是“现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普·德·奥尔良。

二百二十一人使路易-菲力普登基为王。拉法耶特负责加冕大典。他称之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大教堂〔6〕。

〔6〕 法国国王历来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加冕礼。

用半个王位来代替整个王位，这是“一八三〇年的业绩”。

当机灵者大功告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极大弊端也就显露出来。这一切都是在绝对权力之外完成的。绝对权力叫道：“我抗议！”然后，可怕的是，它又回到黑暗中。